东拉西扯说“人民”

       “人民”这个词语,如今的人说得少了。替而代之的是各种新称谓,投资者、消费者、追星族、打工族、IT族,等等,等等。今非昔比,难怪在艺术圈里,人们也不再把它铭刻在创造历程的界碑上。

       话说“人民”,谁也不会轻易将“人”和“民”截然分开,何况它原本就浑然一体,难以分离。可在实际中,无论从语用还是实用,人们还是会根据情况的不同无意识地保留二者的历史区分,甚至有意识的、制度性地维护这种区分,既显见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区别对待,也隐潜于对“民”的角色身份的称谓判断,乃至各自的人性发现。

       曾几何时,“人民”还是神圣崇高的理念!它随机于政治和权威,既可在翻手为云中具体为群体的疯狂,也可在覆手为雨中抽象为个体的虚无,以“人民的名义”实施非人于人。这个时期的“人民”,就是不与人们的个体存在认同,仿佛个体只配“人民”的注脚,或者干脆,就是“人民”的奴隶、役从、杀手、倡优,也就难怪人民造孽受罪自虐自戕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虽然权威的过错也是人的过错),确是当事人的过错。错就错在从我们的先人到我们(但愿后人好些),习惯上不把自己当人纳入“人民”,少有独立的历史条件或人格条件。就象我们一边高擎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却并不接受和认同为某一具体的个人服务,因为个体只是群体的一分子。只有对代表权威神圣的个体,我们才心悦诚服,赤胆忠心。对于个体而言,一般情况下,自然不会是一个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趣味是否包括性的趣味实在难论)。显然,“人民”,只是所有人优秀因素、高级趣味的集合,并不是所有人不同因素、不同趣味的集合。这种“人民”的概念,在我们的文化遗传上根深蒂固,与对“人”的伦理主义完善夙愿和其所以为人的历史积淀因袭相连,与约定俗成的身份、角色限定相关。圣人君子、仁人志士、大人小人、先人后人,在如此称谓中,“为人”与“属人”已有了鲜明的区分,形而上的“为”与形而下的“属”既区别又亲和地辩证于历史和现实判断,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彰显出传统文化的现代特色,亦或中国特色,多少已经有了些文化宿命的色彩。对文化传统不能站在现代现时角度去理想化、实用化地评价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或许,同时反思何以曾那么“彻底革命”式的自我否定自我贬抑,倒会使我们有利于恢复“属人”的个体身份,并对“为人”的理念处以形而下的平和心态,宽容于人的自我发展的企图,使抽象变得具体起来,鲜活起来,丰富起来,不再置身于“人民”之外,不再囿于文化传承的角色限定,正视人们种种角色转换的艰难,并体验这种“艰难的正常”。

       如今,“人和民”都从“人民”的旗后闪身出来,张扬着他们还能张扬的方方面面。“人还能这样活,事还能这样作,世还能这样处”,被历史笏板遮住了的颜面,被话语习惯屏蔽了的声音,被无意或有意强制限定了的身影,惊奇的露脸了、发言了、亮相了,坦荡了!那种被忽视了的“人与民”的区分、对立,因了凸现必须正视并加以改变了。从草民、焁民、庶民到民夫、民妇、民工,我们可以缘着称谓的线索理了个究竟了。肯定在变,但似乎仍有某种基因未变。在各种新身份、新角色你方唱罢我登台走马观花似的舞台后,与“民”相关的最老陈的角色是“农民”,而为什么不是“官民、商民、股民”?当我们习惯地以“民”称谓某一阶层、某一族群时,这个“民”与自己这个“人”又该如何加以区分?是否可以说,原来我们已经无意间传承着一种历史叙事的语用方式和语用权,只是对这语用背后的权力基础亦即生存境遇未加检点,对自己的优越感未加检点?是的,农民、民工、打工者,我们也只能这样称谓。我们也只能这样称谓。要紧的不是称谓,要紧的是称谓所“携带”的境遇,一种被人们无视、漠视或无可奈何的轻视的存在——九亿人民搞饭吃,一亿五千万的农民剩余劳动力、八千万的打工者。在称谓与境遇的无奈体验中,或许埋伏着唤起为人良知的真实。从话语习惯到制度设置,从社会启蒙到艺术启蒙,种种人为限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是否应该有所改变?并对这种真实的急切注入些许宽容:毕竟,十年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转换时日,不能与数百年的历史进程的现时差异相齐并论;数千年的一脉相承与上百年的西来东渐也难同日而语。何况,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弥合历时性差距的同时,还能诱发共时态的错觉,将文化决定论又错划为达尔文式的社会进化论。如果我们不狭隘地将为人的良知局限在“官民”关系上,那么“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的现代新解决不会是隋炀帝下江南的旧模样,人民也不是与权力截然对立的存在物。在关于“人民”的种种乌托邦色彩被“现代化”的实际冲淡后,那种传统的“庶民本分”与现实的“公民权力”意识之间,其历时的、中西的、共时的差异又如何“经济地”加以整合、弥合,仅仅“经济地”是否一厢情愿了些?是否有违过分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明显紧张的国情资源?所谓的“全球化”是否又是一种现代乌托邦念想的聚合?不管怎么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人民的船人民开人民乘的新航道。谁来为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服务。人民依然崇高,却并不时尚、时髦。就象“现实主义”并不因其“革命理想”已成黄花就停止了现实变化,停止了对人性的营养。它仍然是各种能量的源泉。谁,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现实的地面?

       说及人民,不得不赘及人性。艺术还不至于因为消费和炒作忘却人性。一种宿命式的美好,携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人沤心泣血,灯笼火把地探索者本性的出口,同时照亮心灵的黑暗。“人性”这个泊来品自打从神性的基座被“拿来”,其实就打上了“中国制造”的标记,被中国式的“人性主义”理解。就象现今,只要说起西方的什么新鲜玩意来,我们总能从自家的私藏中翻出一个对应物去与之抗衡。“食色性也”,眉毛胡子一把抓,西边日头东边雨,人性与“性”一脉相承也似无大错。或许还应该算是时代进步,自我正视。要不,十三亿人不从人性出还从兽性出?于是乎,奔小康、达富裕、图强盛的创造欲与恨不能一夜之间力拔山兮的权力欲、贪婪欲,还有“我感觉到好幸福呦”或者“好难受呦”式的文化欲,也就顾不上人性的端庄纯洁,撕破脸拉破皮赤裸裸地见诸于传媒的报端台口,使艺术之性与人性之性以失却崇高换得了丰富、失却沉重换得轻盈、失却现实换得现时、即时,也算公平交易。如是,人性用并不美好的成本付出赢得了还算受用的机会回报。它是影子,总伴着人类前行的脚步,不光映照永恒、伟大、温馨,还衬托暂短、渺小、龌龊。它先验性的动机、善愿暴露无遗,现世性的尴尬暴露无遗。现实中的人,反而先它一步或同时发作。当着人们已经接近克隆自我、超越自然的惊险时,人性也就破了它合目的性的历史假相,显出本相的残缺。这何止是对人性的嘲弄和反讽,也许是暗喻吧——人性并不比兽性能好多少,比之人性的残忍,兽性应该说是“温和”的,起码它没有虚伪,二者达成同一也尚未不好。就象人与自然仍然得达成同一或默契。否则,人性真正会走向“制造欢乐”或者制造痛苦。某电视台一栏目不就是把“生产欢乐”批发出售作为自己的艺术宗旨么?它的潜台词不就是说人性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么?换言之,“食色性也”与“灵魂救赎”之间的东西方文化、历史、机缘的差异,一个经验于自然之性,一个先验于信仰之性,二者“人性的间隔”,不正提示我们将经验与先验的目的落实于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于十三亿人的轻重缓急、喜怒哀乐中有所发现,投一份关注与承担,并不会委屈了艺术的生产或创造。

       如果说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那么人民的动力想必不是历史——历史不啻又成了命运的主神?人民的动力是要生活。艺术的动力也是要生活。

二OO一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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