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麦客》或远或近地超出了惯常对摄影专题的理解或期许。虽然，因为我应该想到做到却没有完全想到做到，使编者过高的期望未能实现，但，终了还是能印证一种超出摄影的定位或旨趣的编辑意图，值得欣慰。也算是对麦客们的一个交待。

       书出来了，想到很多……

       应该想到，摄影不仅仅是摄影的、艺术的、抑或报导的。1989年个人作品集出版后，一个“不过如此”的对创作、作品、艺术崇高感的质疑过程伴随虚荣心的冷却开始了，曾几何时的强烈的依仗摄影履行社会批判的功利欲，逐渐转化为严峻的现实认同意识，认同于现实的“只所以如此”，并开始尝试一种长时段的涉足和生存域的探触。这期间，也拍过几组地域文化的专题，向“文化热”靠拢，似总感到好像是隔靴搔痒，与自己对现实的理解相去太远，“打水漂”的泡沫不解焦渴，且仍与“创作”藕断丝连，这才转向拍摄麦客。边拍边想，想得很多很多，却基本上囿于麦客们的赶场、转场的来来往往。及至1997年准备出书，这才发现许多应该准备在前的识见和为作，仅处于印象式的说有也无的“理解”状态。比如“麦客现象”的历史，究竟何以为凭，传说归传说，直觉归直觉，难以应照；又如，麦客们年复一年，自然是因为一个“穷”字——“穷根扎的深了”（麦客语），这个“根”在哪里，怎么个“扎法”，图像、文字均未涉及；更难堪的是，我所拍过的麦客们的赶、转场过程中节节坎坎、根根茎茎的个人遭遇，拍摄记录本上除了拍摄地、姓名、家境、住址和个别“不幸”的粗略记事外，不能再多了！编辑的惋惜与作者的尴尬不言而喻。只有去埋头图书馆查报纸、翻志书，再多方写信、打电话托人找资料，苦思冥想对着图像记忆当年与麦客们的遭际情景，更不用说循着地址、姓名千里迢迢对着相片去找当年的麦客了。在黄土地上拍了十几年照片，自以为再熟悉不过、理解不过的，通通成为出我所料的自省：自己就是如此与“创作”式的浪漫和报导式的就事论事告别的（从1993年起，我就在文论影评中不再使用“创作、画面、审美”的概念，而且在实践中也尽力防范“神韵”“典型”以及形而上的攀缘）？这就是一个曾把“表现真实、注重体验”奉作人格准则的摄影人的行为范式？ 这些看似操作性、程序性的“前后颠倒”，不正是一种严谨细微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反思弥补这些缺失，或许整启示着多种有别于“摄影创作”“摄影专题”的实践可能性和多样性，去告别那种“摄影仅仅是摄影”的自我清高和无知。

       应该想到，命运关涉恒长的生存链条，而不仅仅是一张张得意之作，一个个感人“形象”。应该说，对麦客们“拿钱换命”的体验是我拍摄欲的本源。将麦客们的命运转换成更多的人和社会的关切、思考，也是我认同现实的基本责任。图像，尤其是这种事关他人生存境遇楚痛的图像，似不该以各种理由仅视作“创作”的个人私产（我曾一度如此）。但善愿未必善举，想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做成又是一回事。或许是因为素质低下先天不足，或许是少有一种面对“宏大题材”的判断力，或许是因为“宏达”与“细小”于麦客们都是一种外在的“叙事”方式，或许诸种主观因素兼而有之，数年的拍摄，我常处于“两难相顾”的忙乱。我意图全过程的“深入”，可麦客们行无定向，居无定所，忽东忽西变化难料，不是跟丢，就是放弃；我曾随“麦客专列”（火车）一路西行赴麦客家乡，不料半夜天水站下车黑灯瞎火散了；我也曾与麦客张和平、王治忠（见《麦客》第？页）言定拍个赶场来回，可出师不利，他们头一场就上当受骗被困潼关塬上；我不能和麦客一样房檐下栖身，受罪是小，相机丢了事大；而几十里路披星戴月的赶路，天天如此就的确受不了了；浩浩荡荡的麦客潮要拍，病祸他乡的变故也要拍。于是，当一大堆图片端给编辑时竟没有关于一个人、一拨人从头到尾的故事，首尾相顾的线索。麦客们的命运，只呈现于赶场、转场的片段。我力图表达的命运恒长，只显现于流徒中的各种形态！1998年底当我赶赴宁夏隆法县见到麦客王治忠，听他说“被困潼关”屡遭债主欺辱以及每次赶场后再赴新疆哈密下矿背煤，仍不能还完家中的陈年欠账，面对他和女儿的憨朴感情和“你还能来我这”的感叹，心中的疚悔难以言表！[U1] 一种貌似群体的生存方式，半蔽半掩了对个体的关涉承接，又该如何去接续这本不应该脱节的命运链条！我（们）沉溺于形象、图像太久太久，也就在错觉中有意无意地间离了对象、真相，使图像、艺术之轻替代了对象、命遇之重。当这不尊重感将轻浮与浅薄和盘托出时，摄影人的优越感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鄙视啊！这是了悟，虽然在我未曾料到之后。

       应该想到“场景”之后的“背景”，而不仅仅是场景或背景的。摄影者得到的是“过去的现时”，观看者得到的是“现时的过去”。图像永远是现时、局部、直觉或视角场景的，但图像的语意生成、阐发却与整体、知觉、情感等非直觉、视角的历史背景诸因素相关（在解读的层面上更是如此），是视角之“景”与知觉（不仅仅是知觉）之“景”的交互和历时作用。大概由于对“决定性瞬间”的偏好，在关注现实的名义下，不难看到摄影者五马长枪拼争于“现时场景”和苦心孤旨于“视角发现”，在媒体的炒作下营构着“平面化”的图像世界，似乎对“现时”前后的追寻和“场景”左右的环顾，已然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于摄影并无大的干系。然而，现时在历史中延续，场景在背景中变化，随着市场进程的加快和现代化的突进，“国情无情”，场景镶嵌于上的“历史（社会）大背景”却挤迫人们去作视角之外的思考。《麦客们》的拍摄虽与这种大背景式的思考并行，可当“成功在即”时，这一思考却在“现时场景”与“连续场景”间若即若离。虽然这其中不乏对麦客们的心态、状态的背景式引深，但历史背景因了生存背景的缺失（尚无“麦客故乡”这一后来增补的内容），致使场景仅仅成为场景。而正是对背景的增补，才使场景之“景”与背景之“景”获得了一种“国情之情”的较宽展视域和解读纵深，将“国情即境遇”这个背景所指凸现出来：它不仅是地缘的、文化的、自然的，更是生态的！可以说，“麦客故乡”行，也使我对主流形态话语定式的长期？？，达向认知方式的飞跃性转换，将“红与白”转换成“黄与绿”。虽然这仍然有二值判断之嫌，但决不再是“象征”所能涵盖的。也对“麦客现象”不再在道德自省中辗转反侧，并对“奔小康”（麦客的家乡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赶现代”的急切形成警觉：这种急功近利与未尽的红彤彤的历史余热的互动，是否会烤焦仅存的自然残绿？摄影，又能为启发一种“意识生态”，保持、复苏、拓展这自然残绿的背景做点什么，让“现时场景”在成为“过去背景”时，少些无法弥补的罪过！我在麦客的家乡目睹遍野秃黄，人越生越多，绿越死越少，黄尘起时天地昏！这又使我想到，如果把近半个世纪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统计数累加起来，那么，岂止黄土高原，恐怕整个大西北都是一片葱绿了……

       应该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图像的直接、坦白，或许比含蓄委婉更现实、更本来。虽然我知道相机不是麦客手中的镰刀，但也不应是泪泉。如果不是为艺术，摄影还是直白些好，个人心理的懦弱于事无补。就某些生存现象、文化场景的把握，只有图像和摄影准备是不够的，基本定位的圆心所辐射的方方面面，都当留神积累。何况，摄影不一定非得摄影式去看，把图像视作诱因、旁证、标识、符号均可，就看你想让图像永垂不朽，还是让图像见出更多更具体更实际的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日下正时髦的“身份”，如同我从小就想到的“农村户口”：农民，究竟算个什么身份？象泄在土里的种子，泄哪，就得在哪生，长，死？蒲公英的种子还能随风飘！开放了，搞活了，想挪挪步脚的农民开始从“盲流”变成“打工者”，变成“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两字比白眼他们似好多了，就象“麦客”称谓的“客”气，就象麦客还得在赶、转场之后哪来哪去，去他（们）那个“穷根扎得深了”的地方。也是“寻根”：制度层面与文化夙愿对这个“根”——“农民身份”的限定和挽留是否因为历史的过错已经酿成了向现代化转承难以应对的过错，酿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过错？人是这么多，这么多人都急着富起来，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

       有一点我是早想明白了。编者之所以不无遗憾而又义无反顾地编《麦客》，全在摄影之外的效用。因为不只我把摄影视作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