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的眼睛——纪念侯登科
汪晖  （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本文选自《受难者的光荣》，闻丹青、李媚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0。

       就像他常用的一个字眼“候鸟”一样，侯登科的出现和消逝给我一种不绝如缕、周而复始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历史、活着的历史是不绝如缕的，而那些将自己嵌入在这个历史之中的人、那些将历史嵌入在片刻瞬间的人，也因此会像候鸟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归去”又“来”。

       我和侯登科从未见过面。我们之间的直接联系仅限于2000年夏天的一两次通信。大概是在那年的8月，我应李陀和《视界》杂志的邀请去三味书屋见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是李媚。坐定后，她递给我一本摄影集《麦客》，黑白相间的封面，黑白构成的世界，在那个夏日里，让我感到了一种宽广的胸怀和土地般的朴实。那种震动是难以言表的。逐渐地，我知道这本摄影集的作者侯登科在陕西省临潼铁路分局工作，摄影只是他的业余事业。从1996年我参与主持《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寻找知识界的讨论与广大的中国土地和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而侯登科的摄影如此生动和深入地记载了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西北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状况。他不是用语言、理论，而是用镜头和持续追踪的脚步，将我们带入了这些奔忙于西北大地上的兄弟姐妹的生活世界和感情世界之中。

       我给他写了信，表示《读书》希望刊登有关“麦客”的评论和照片。不久之后，他的回信来了，不但寄来了《麦客》，而且还附寄了8幅照片，其中的4幅连同杨小彦的评论文章一道刊载在那一年《读书》杂志的第十期上。在我担任《读书》杂志主编的8年时间里，这是第一次用插页刊登照片。

       在侯登科寄给我的8幅照片中，拍摄时间上最早的是拍摄于1989年陕西凤翔汽车站的《女麦客》：在简陋的、连椅子都没有一张的候车厅中挤满了卧着的、蹲着的、站着的、躬着腰的、睡着了的和没有睡着的、抽着烟的和没有抽烟的麦客们。在画面的中央，是大厅中唯一的女麦客，她穿着花格子衣服，双眼略显惊愕地注视着镜头。这是这个拥挤的大厅中唯一注意到镜头存在的眼睛。凝视着这张照片，我忽而想到：在1989年，在比这候车大厅还要拥挤的广场上，有多少双眼睛曾经像这幅照片的镜头那样注视过这些奔走在中国大地上的“麦客”们？

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 

       1990年，也许正是命运的安排，让我有机会在陕南的秦岭深处生活一段时期，接触贫瘠山区人们的生活、劳动，理解这个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世界。我还记得，那年的年底，我从山中回到北京，参加《读书》杂志的一个讨论会，我谈的是山中的农民生活。这个谈话后来以J先生的名义发表在1991年《读书》杂志的第一期上。或许，这一短暂的生活正是我对侯登科的《麦客》感到特别亲切的原因吧—侯登科将他的关怀转化为近乎平静而亲切的观察，让我们一步步进入了“麦客”们的辛劳和欢乐之中。但恰恰是这种平静和亲切的态度深藏了对历史的独特的分析，让我一再地感到自己的局限。最近几年来，经过许多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和相关机构的努力，“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在我看来，在这个理解和观察当代中国的视野和目光的转换之中，侯登科正是一个先行者，他以对“麦客”们的生活、劳动和命运的具体观察和追踪，把握了我们时代的脉动及其与漫长历史的联系。

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 

       在《麦客》刊行的时代，不但各处商业广告耀眼夺目，而且书店里的学术著作也开始了“读图时代”—其中最多的当然是老上海。在这个用各种图片镶嵌出来的图景中，侯登科的照片只能落寞地停留在边缘。然而，正像这位生活在临潼铁路边的业余摄影师的生活一样，《麦客》的这种置身于暗影之中的位置衬托出的正是我们的精英主义的偏执—这种偏执让我们竟然忽略了阴影笼罩下的广阔的世界，忽略了这个阴影下的世界所蕴含的力量、危机和绵绵无尽的生命之流。这种忽略也正是偏见和意识形态霸权得以畅行的历史基础。

       在2000年第10期《读书》的编辑手记中，所有的笔墨都围绕《麦客》展开。在《读书》的公共讨论中，侯登科的位置是特别的。我将这篇手记抄录于此，算作我对一位从未谋面而又满怀敬意的朋友的怀念：

 

       据说这是一个“读图”的时代了。

       这一期的《读书》发表了几篇有关图像的文字，还配发了照片。不过，几位作者关心的不是阅读时尚，而是追问镜头和画面的含义：怎样才是纪实的摄影？图像和画面给人直观的、客观记录的印象，但这些画面的“客观性”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顾铮在谈论美国《生活》画报时引述了这样一段评论，可以提供我们理解“读图”时代的含义：“《生活》画报所反映的世界充满光明，很少有阴影。那是一个虚假的世界，给大众以不切实际的希望。”在麦卡锡主义的恐怖年代，在一些左翼摄影家遭受政治迫害的时刻，这份著名的画报依然故我地制造美国生活方式是全球最佳生活方式的乐观图像。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似乎看到了“纪实”手法创造的太平盛世的图像背后的残忍。这实在意味深长。

       在我们的身边，图像真的多起来了：制作精良，技术先进，色彩斑斓，花样翻新。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刊登着无数的广告、准广告，构图和摄影，制造着许多新的和旧的梦想。从老上海的租界，到新世界的摩登，怀旧与追新交织，梦想与现实辉映，连枯燥的学术世界也因为多了一些旧日的图像而有了“日常生活”的气息。在这样的氛围中，李媚女士递给我一本画册，由黑、白、灰三色构成的封面立刻在我的心头引起了震动。画册的题目叫《麦客》，作者侯登科，封面就是刊载在本期《读书》插页中的四幅照片中的一幅：在一片无际的麦田中，三位麦客躬腰劳作。靠近我们的粗壮汉子正在低头干活，深色的衣衫、深色的脸、低垂的眼睛、太阳在黑亮的头颅上闪光，让我们体会着辛劳与力量；离我们最远的是一位女麦客，花格子的衣服，蓬乱和直立的头发，白色的毛巾围在脖子上，我们看不清她低垂的脸——她太专注于割麦了；在他们之间的，是一位被镜头打扰的麦客：衣若悬鹑，破帽遮阳，面庞灰黑，灰色的髭须间衔着即将燃尽的香烟，眉尖矗立着，凝视的目光中有一丝惊异。这惊异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不但提醒着镜头与麦客之间的距离，而且也呈现了麦客的老练与坚毅。我一幅幅看过去，知道这就是走出家门、开始“赶场”的生活：攀登火车、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行色匆匆，然后就是在大片的麦浪中、在辛辣的骄阳下干着同样的活。麦客的世界和麦客眼中的世界—陕、甘、宁地区的人、自然和生活——在我们的眼前如此深刻地呈现出来。从中，我们这些置身于高楼广厦的都市人不但知道了都市风景线的别一面，而且还看到了一种生存的顽强力量，一部绵延不绝的历史。

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 

       早在80年代，作家邵振国发表过小说《麦客》，此后又有以此为题的电视剧、长篇通讯等等，但我没有见到更多的人的关心。当老侯翻查历史档案、地方志等资料时，但见朝代更迭、宗族源流、人物华表、官制荒政、烈女贤人、山川水泽，没有麦客、客工、赶场的只字片言。这是用不着惊奇的。从古至今，多是如此。用老侯的话说：“‘下苦人’三字就说明了一切。在我们的文化源流中，‘民’和‘人’是大有区别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我们的文化中，谈论“民”是经常要冒风险的，不但官家不喜欢，弄不好还要被人称为什么主义或什么派的。老侯记录的是平常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主义，只是一点纪实的愿望，一点翻开正史的笏板、为麦客们立此存照的意愿。但毫无疑问，他的作品是对“读图”时代的诸多通讯社标准镜头、大众媒体和消闲画刊中的审美趣味和去取标准的明确拒绝。这是一种平凡的意愿。

       侯登科寄给我的画册的序言部分插了一幅手绘的画，是老侯的速写，依旧是“麦客”的生活：理发、喝水、抽烟，随意的姿态中透着生活的欢乐，从中我也读出了作者与对象之间的感情交流，读出了老侯在拍摄赶场过程中所感受的“麦客”的欢乐和“麦客”的苦辛。他把这些赶场的“麦客”称为候鸟。“‘麦客’的称谓，已昭示了其历史语境的源远流长。从秦汉的门客、食客到唐宋的佃客、商客，从寄人篱下到流离失所，一个‘客’字中包含着悠久的‘掩卑于尊’的‘客主’关系及对其生存方式的认同与差异，深埋着‘生态依存’的历史线索。如同今天的‘客家人’一样，不仅仅是个称谓问题。有时候，解读某一历史或生态现象并不玄奥，直观或直觉其称谓就会顿悟‘原来如此’。”据老侯说，“麦客”的黄金时段是80年代中期，那是土地承包、条块分割的时期，西安至天水间的铁路线上，常见整列扒满“麦客”的货车西来东往。随着联产形式的出现和机械化收割优势渐强，“麦客”的队伍为机械化“麦客”所挤压，已经退守到西安、宝鸡等难以机械化作业的地区。但“麦客”们依旧赶场，“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逛世界哩！”

       从1996年起，《读书》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乡村和农民生活的文章和讨论。去年第十二期温铁军、今年第三期陆学艺的文章更是引起了许多的反响。让我借着谈论《麦客》的机会，回顾一点有关讨论。据农业专家和社会学家的计算，中国目前的跨省流动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1/10，贫困人口也在1亿以上，占全国总人口的8%，城乡差别呈现扩大的态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的研究，我国2000年土地资源生产力为35亿吨干物质，包括9200亿斤粮食，合理人口承载量为11.6亿人，超载人口约1.4亿人。在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农业人口在过去20年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扩大了7000余万人。北京、上海的一套中等公寓住房（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售价达到60万元以上，一辆普通轿车售价10万元以上，而在大多数富裕的农村，人均产值折合稻谷计算只有1吨左右，除去农本之后，人均净收入只有500公斤稻谷。按照前两年粮价高峰时的粮价折算，上述中等的公寓式住房相当于600个较富裕农村农民一年的收入，而一辆小汽车则相当于100多个农民全年的净收入。如果按今年下跌后的粮价折算，上述数字还要再加一倍。

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

       也许我们还要将目光看得更远一些。除了国情，还要看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这一期发表了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是对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研究。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进行着有关俄国和东欧改革的讨论，并且有过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涉及对于俄国和东欧改革的看法，而且还涉及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估价和未来的方向等等问题。今天，我们可以参照俄国和东欧的经验回顾这些讨论，也许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崔先生的文章绝非无的放矢，他提出的看法可以而且应该引起新的讨论。张旭东的文章是对罗蒂的《为美国理念的实现——20世纪左翼思想》的评论，在今天中国知识界的氛围中，他对美国左派与右派的评论引发一长串讨论和追问，我想是自然的。5年多来，围绕着《读书》发表的各种文章和讨论，有过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来自各个方面的争鸣，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温和的和激烈的，平实的和挑剔的。这是《读书》的幸运。一个刊物，如果不能提出人们关心的问题，不能触发尖锐的讨论，你好我好大家好，即使名人荟萃，高朋满座，让人人获得自我安慰，又有什么意思呢？

2004年3月14日晚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