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者的光荣 | 何志云:侯登科的摄影和性命

侯登科的摄影和性命
何志云  (艺术评论家、《中国摄影报》原总编)

        本文选自《受难者的光荣》,闻丹青、李媚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0。

        在《中国摄影报》供职的那几年,见过侯登科一两次,还是他和胡武功在京办《四方城》影展的时候。影展也去看了,也选了些图片登在《中国摄影报》上。这些都是公务,还如此寥寥,更遑论私谊?不能是今天来写这篇文章的理由。

四方城 陕西西安 1996-1997   侯登科摄四方城 陕西西安 1996-1997 侯登科摄 

        但是我对于侯登科却有一种敬,缘由在于读过他的《麦客》—关于这一点,我接下来再说——这种敬是我在厕身其间的所谓文艺界里少有的。去年春节期间,陈小波打电话给我,说侯登科过去了,她连夜要去西安送一送。小波能这么做,这是小波的为人。我心里想对小波说的是,侯登科值得她星夜兼程。今年春节又见小波,问起她最近在忙些什么,她说侯登科过世一年了,几个朋友一起要为他做本纪念册,你能不能也写一点?我心里想说的,也是“值”。
        这就是我不揣冒昧,也不顾有谬托知己之嫌,来写这篇文字的由来。我说我对侯登科有一种敬,这在我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在摄影界工作了近4年,朋友也交了不少,始终就没有找到过融入感。再是尽心尽力,工作也只是工作,而朋友能交成朋友,那是有了朋友的缘分。我是在进摄影界行走前读到的《麦客》,当时就有一种敬意在心里升起,这种敬意恐怕和摄影无关,就像我到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看到他的那张《麦田上的鸦群》,浑身就抖得不行,与我懂不懂油画一样没有关系。

 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

        《麦客》的魅力或者说力量,在于它们是真正属于民间属于底层的。这么说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但我总是固执地存有这样的偏见: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朝代可以更迭不休,唯有江山岁月和民间底层一起绵延不绝,而且经久不变。那里才寄托着这个民族的命脉和魂魄。中华民族的艺术,原本也应随着这样的命脉和魂魄,养育起独独属于自己的精神。不说《诗经》原来就生于民间,就是放达如诗仙李白、潇洒如居士东坡、钟鸣鼎食如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笔底下一派民间的元气总是蓬蓬勃勃、沛沛然然,任怎样也闪避不开;就是后唐李后主,读他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读来读去还是民间滋味。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艺术,多的是花拳绣脚,少的恰恰是这份民族命脉所系的民间元气。

 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

        《麦客》令我惊异的,就是这股饱满充沛的民间元气。对于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历史”,侯登科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这么直言不讳地鄙夷道:
        已有的历史不外是一些大人物的“家谱”编撰,孔孟之道的“世袭”繁衍,文人墨客的“济世”志表。明清以降虽有了市井小人的言吐,大都还是演变到光宗耀祖的套路上去了,成了“苦尽甘来”的伦理饰物和道德注脚。
        这是“麦客”赐予他的启迪。因为“麦客”没有“历史”!一百来年几万几十万奔波于黄土高原的“麦客”,一代又一代悠悠惶惶赌着身家性命的“麦客”,居然没有在“历史”中留下片言只语,只有民间关于“下苦人”的口口相传,为他们留下着让侯登科有朝一日动情的印迹。可以说“麦客”苦苦地等待了一百来年,然后和侯登科劈面而遇。农民的儿子侯登科于是就匆匆上路了。他带着摄影机也带着笔,十多年里跟着“麦客”流连辗转于陕甘宁一带,混迹于“麦客”之中,“恨不得像标本一样贴近看,放大看,钻进肉里扒开看,玩弄着看”。他记录“麦客”的脚印和汗水,记录“麦客”的悲欢与辛酸,从“赶场的日子”到“关中行”到“辗转”,从“收割”到“回程”又到“‘麦客’的家乡”,实际上也记录着自己的脚印和汗水、自己的悲欢和辛酸,于是“‘麦客’家乡的黄土已厚厚地尘落在我的心灵深处”,侯登科如此感慨道。他当然有理由也有权利这么感慨。因为侯登科在对“麦客”的追踪和记录里,完成的是他与生而来的宿命。于是他顺便解读了浑不讲理的历史:“有时候,解读某一历史或生态现象并不玄奥,直观或直觉就会顿悟原来如此。”他“见出本来”了—世间万事万物,有什么能够及得上这四个字的份量!把自己掰开揉碎融进了“麦客”的侯登科,在这一瞬间脱颖而出,犹如黄土高原上突如其来的一声鞭击,打响了午后岑寂的天地,侯登科不仅打开了“麦客”的历史,也打开了作为他的“观看方式”的摄影,最终直达作为人的自己的性命。侯登科之于“麦客”,犹如“麦客”之于候鸟般翻飞不已的麦田;侯登科之于摄影,犹如“麦客”手中那把须臾不得分离的镰刀,都成了安身立命并且命系一发的所在。最后,这个曾经游疑不定的农民的儿子,如此深情地倾诉道:“我生于斯长于斯也将死于斯的这块土地上的悲哀与希望,即使全部化成绝望,也无法让我变得无情。”

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麦客 陕西关中 1982-2000 侯登科摄 

        侯登科在这样一种亲情里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自然就接通了他和民间和底层的血脉,一百多年回荡在“麦客”中的磅礴元气,现在就成了他的摄影精神和魂魄。这话换过一种说法也一样:侯登科于所谓的摄影家和摄影,是直达自己的性命来作安置的。而他的性命,因为“麦客”已经和黄土地融为一体。我说我对他有一种敬,不但因为我敬重从性命深处滋长出艺术理由的艺术家,而且尤其敬重把自己的性命系于民族命脉的艺术家。性命和艺术和民族三位一体,普天之下,还能有比这更真也更强悍的艺术家和艺术么?
侯登科就这样通过摄影在天地间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