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者的光荣 | 侯小瑾:追忆我的父亲

追忆我的父亲
侯小瑾(侯登科之女)

       本文选自《受难者的光荣》,闻丹青、李媚等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0。

       写于2003年8月5日晚10点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很少写过关于他的文字,实在忍不住了,就在给丈夫的信中,写写对父亲的思念,也只是浅尝辄止,不能也不愿深入。可心里知道,终归有一天自己要面对过去,要面对父亲,因为我是他的大女儿。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半年了,今年二月份,过了父亲去世的二七,我就匆匆收拾行李,逃也似的离开了西安,离开了临潼的家。在这个家里,处处都是父亲的影子,而我、妹妹、母亲和他之间却永远遥不可及了。
       躺在床上,周遭的床褥还留有父亲的气息,曾经多少个寂静的深夜父亲靠在床头,就着昏暗的灯光,戴着老花镜,默默读书。而病中的父亲,也是躺在这里,一百多个日子,孤独地忍受病痛的煎熬,捱过漫漫长夜,期待每一个黎明。那时父亲床头总是搁一块表,夜里不停地问陪护在身边的母亲,“几点了?天怎么还不亮啊?”
       父亲的猫依然悠悠地徜徉在家中,有时表情肃穆地斜靠在沙发的一角,我时常怀疑,也许它比我更明白父亲的存在,那个每天早晨,给它烫一条小鱼,在它耳边一遍一遍拉长声音念叨“毛毛,鱼—鱼—的男人,走了,他的猫依旧听不懂“鱼”是什么。
看着家里的餐桌、餐凳、空调……眼前浮现的是父亲当年兴冲冲买它们回来的情景,多年前这些超豪华的家当,曾因父亲执意要购置它们,带来过多少矛盾。其实父亲的愿望非常朴素:希望看到全家其乐融融地围坐在那张大台前吃饭,给两个女儿创造一个让她们留恋的舒适的家。然而父亲没有等到他愿望实现的那一天。大学毕业不久,我就不辞而别,放弃了在大学教书的工作,和男朋友远赴深圳。一年后妹妹也留洋美国了。
       我总是认为自己对父亲这几年的过量饮酒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两个女儿相继离家、嫁人,对很多家长来说是不得不接受的自然规律。然而对于从小就父母离异,在畸形环境中成长的父亲,他的心里是多么渴望家庭和亲情的温暖,年轻气盛的我却忽略了这些,我的离家深深地伤害了他。爸,女儿对不起你,虽然您早已原谅了女儿。

侯登科妻子与两女儿、外甥  侯登科摄侯登科妻子与两女儿、外甥 侯登科摄

       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到他的办公室整理遗物。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我和妹妹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他几年前在陕北的生活照。有两张从报纸上剪下的动物照片:一只北极熊四仰八叉地躺着;一只鲑鱼惊慌失措地跳入张着大嘴等它的狗熊口中。案头那本发黄的四角号码字典,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在使用它,字典的装订线已经完全松散了。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照片和留有父亲的字迹、随笔、速写的纸片、书本收集在一起。这里的每件物品都见证了父亲的生命和情感。
       关上父亲办公室的房门,拎着塑料袋,走在静悄悄的办公楼里。我离他的房间越来越远。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起我和妹妹在他办公室的嬉闹声:爸让我俩给他各画一张像,络腮胡子,大鼻子,长长的头发,最后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侯小瑾,一九八×年×月×日”。多少次推开他办公室的房门,里面烟雾缭绕,父亲夹着一只烟正在伏案疾书,亦或多少次我“咚咚”地敲响他暗房的门,哗哗的水声,父亲在冲胶卷,“爸,妈叫你回家吃饭”。往往这样反复催促几次,父亲才会放下工作,往家走去。他穿着摄影背心,歪带着压折帽檐的军帽,拖着一双沾满尘土的旧皮鞋,驼着背,一摇一晃地疾步走出机关大院,我则小跑着撵在身后。就在办公楼下的花坛里,六年前妹妹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我在上大二,我们一家四口照过一张全家福,那天阳光真好,父亲脸上洋溢着自豪和满足。

侯登科一家三代在新窗花前的合影侯登科一家三代在新窗花前的合影

       我们家是20世纪80年代初带着爷爷一起搬到西安临潼的。父亲那时是铁路工程单位的一名宣传干事,母亲是保育员,家里的经济状况很不好,他们的工资除了要养活一家老小外,还要偿还爷爷欠下的几千元外债,父亲差不多也是从那时开始从事摄影的。童年的记忆中,父亲不常在家,总是出差,或是一回来就扎进暗房里忙。不论炎炎的夏日或是大雪纷飞的寒冬,经常一大早才看到他红着眼睛从暗室出来。多年后听母亲说起,因为父亲能写会画,摄影方面也小有名气,人大新闻系曾要破格录取他,但考虑到家中的困难,我和妹妹尚年幼,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曾经给我写过样本让我临摹,偶尔闲下来还教我和妹妹唐诗,记忆深刻的是他让我们背诵四角号码字典的编号规则,他性情急躁,我因为死活背不出来没少挨他的打。这也算是他对我们的启蒙教育了。
       后来上了中学,有一阵子非常流行琼瑶的小说,晚上学习的时候,偷着把借来的小说放在抽屉里看,让父亲发现了,被撕成了四五瓣儿,我满县城找,终于买了新书还给同学,那次以后我痛下决心,不再看这类书。还有一段时间迷上了扑克,暑假在家玩,被临时回来的父亲撞了个正着,盛怒之下他将纸牌一张张撕了个粉碎从楼上撒了下去,出门时甩下一句话“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当时一副扑克对于我和妹妹来说价值不菲,害得我们硬是攒了一个多月的零食钱才算还了朋友。上学时,父亲禁止我们看任何港台电视连续剧,因为“那些片子会让孩子思维退化”,然而他会津津有味地陪我们看动画片、动物世界和一些国外的儿童剧。当同学们都在纷纷讨论各种电视剧情节的时候,我和妹妹只能对父母的专横敢怒而不敢言。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也许与其他家庭比起来,父母的管教方式过于极端和严厉,但当大多数同龄人沉迷于肥皂剧时,我和妹妹却有时间在户外学习大自然,并且很早就开始读《格林童话》、《世界五千年》、《红楼梦》、《飘》等各类书籍了。
       记忆中,父亲基本没有陪我们看过电影、旅游或是下馆子,总是出差、会朋友、搞摄影,即便不出差,晚上或周末也会去办公室看书、洗照片、写东西,偶尔长时间呆在家中,家里人反而会极不适应。那些在别的家庭都极为稀松平常的活动,在我们家却少之又少。也正是因为太少的缘故,很多记忆对我显得是那么弥足珍贵,让人挥之不去。1996年夏天,我上大二,妹妹在西安考大学,住在人民大厦,父亲当时正好也在西安拍摄《四方城》。眼看着两个女儿长大成才,父亲格外高兴,破天荒请我们在西安城墙根一家叫“好望角”的高档餐厅吃了一顿,妈妈一个劲儿唠叨嫌贵,妹妹因为考试那两天拉肚子也没怎么吃,我又不能吃辣,而那天父亲的兴致特别高,还叫了啤酒,全家人吵吵嚷嚷地在外面吃了饭,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1999年冬,我们照例从临潼回凤翔老家过春节。农历三十晚上,婆婆家来了很多亲戚,没地方睡,我们一家四口和毛毛只好挤在后院的热炕上过夜,窗外爆竹声声,父亲突然感慨道:“全家人挤在一起睡觉的感觉真好哇!”从此这句话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知道那一定是父亲的心里话,也是我们全家每个人的心里话。
       父亲对我和妹妹异常严厉,常常教训我们,“不要自己娇惯自己”,“一个人的命运是靠他自己奋斗出来的”,“不要总是自以为是,想当然”,“我只养活你们到十八岁”……。出远门回来他几乎从不带礼物,我和妹妹的“百宝柜”里有一些花石头是他从新疆捡回来的,应该还有一些从西藏带回来的羽毛,不知夹在哪本书里了。学业方面,父亲极少关心,有时甚至搞不清我们在上几年级或者在哪个班学习。而我和妹妹却从不敢因此而懈怠。父亲童年的身世曾经那样深深震撼着我,在日记本上,我写过:“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为了我的父亲,也为了我的家族。”父亲对事业的认真执著无时无刻不在地影响着自己的女儿。他朋友的儿子曾经给我讲过《四方城》中一张经典图片的来历,那年的夏天,父亲端着相机蹲在西安北门口,从中午到下午,终于抓拍到在落日的余晖中骑车经过城墙的一位老人。其实发生在父亲身上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凝聚着父亲的心血以及他对别人的关怀对和生活的爱。

四方城 陕西西安 1996-1997   侯登科摄四方城 陕西西安 1996-1997 侯登科摄

       “我毕竟像爱自己女儿一样热爱自己的生活”,这是父亲生前写给朋友信中的一句话。读到这句话时,我的泪水奔腾而出。父亲,您对女儿的爱太深,隐藏得也太深,我们生活在您爱的空气中,却永远看不透、摸不到,那是一种怎样的遗憾啊!
2000年8月,我和母亲到上海送妹妹出国,父亲出差在北京没有去。我知道他不是不在乎,而是因为太在乎,外表坚强的父亲是无法忍受与女儿骨肉分离的那一刻的,他不愿让我们看到他脆弱的一面,只好远远地躲开。飞机起飞后不久,我接到他来的电话,“爸,侯一珏已经走了。”电话的那边父亲沉默了许久。
       2001年春节,是我和丈夫离开西安后第一次,也是结婚后第一次返家。出发前父亲一直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他是否会去接机。飞机降落后,我让丈夫等行李,自己则在出口处张望,远远地看到父亲,他明显老了,原来茂盛的络腮胡子几乎全白,背更驼了,站在萧瑟的冬夜里,一种酸涩将我的声音哽住了。“这×孩子,傻站在哪儿干啥”,依然不忘跺脚教训我。可是我分明看到父亲的眼眶红了,眼泪在打转,拿行李时分明感到了父亲那因激动而颤抖的双手。
       前年冬天,父亲曾来深圳参加朋友的摄影展,打电话告知要来看看我的家,不过最多只给两个小时。我既激动又忐忑,那时我和丈夫还是租的房,家具也是房东留下或是小姨接济的,父亲会不会嫌我们过得太寒酸?会不会对我很失望?那天父亲的反应出乎意料地平淡,只是轻描淡写地评价了两句:“饭做得还行,比你妈强”。“你们的生活寒而不酸啊”。上车前还重重地握了握丈夫的手。从这些简单的话语和动作中,我明白他已经完全认可了我所选择的丈夫,认可了女儿所选择的生活。
       父亲对服装非常挑剔,却没几件像样的衣服,他不肯自己买,也看不上母亲买的。有一次和母亲赌气,他冲上街买了两条休闲裤,回家才发现居然都是女式的,只好下放给我。父亲生前最喜爱叔叔寄给他的军衣、军帽。帽檐太硬不方便装兜,于是他将其折成两半。北京布鞋剪几刀,就成了他的拖鞋,理由是“吸汗,不会有脚气”。因为嫌夏天热,他的每件短袖的袖子都被从下面剪开。还有他那件别具特色的鸭绒衣,很多认识父亲的人都记得,穿了十多年,后来鸭毛老往外钻,父亲就用黄胶带将那些容易出毛的地方贴住,久而久之,一抬胳膊,下面一溜儿都是黄胶布。自从我工作以后,也曾给父亲买过一些品牌休闲服装,他却一件也未曾穿过。去年10月我回家探望患病的父亲,因为不知道他的病情,还带了一双登山鞋送他,父亲很是喜欢,却再也没有机会穿上女儿送的鞋外出摄影了,在病重的日子里,他就是向母亲要求穿着这双鞋,每天艰难地在病房踱步,直到最后。
       父亲病重昏迷的前几天,有一天晚上,母亲伺候父亲上床睡觉,我坐在他的病床前,好像是说到自己在深圳的工作情况和未来的打算,他突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是爸爸不表扬你们,只是……”父亲的话被我没好气地打断了,“我知道,不是您不表扬我们,是我和侯一珏实在没什么可表扬的,我们太差,大学让我们白读了,在你的心中,我和妹妹就没有令你满意过……”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父亲叹了口气,没有斥责,也没有骂我,无力地躺下睡了。那天深夜,坐在病床边,看着消瘦的父亲,我在心里一万遍地说:“爸,我错了,我不该顶嘴,我想听你说下面的话,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有多爱我们……”可是,生活没有再给我机会,我的虚荣、好胜、无知刺伤了我深爱的父亲和深爱着我的父亲。我再也不能看到、听到了。

病榻上在辨认底片的侯登科病榻上在辨认底片的侯登科

       去年圣诞节,妹妹从美国回来,我和丈夫也赶回家。全家人重聚,是怎样的心酸和无奈。那段时间,尽管我们想尽办法,父亲还是每夜高烧不退。一天夜里十二点多,妹妹和丈夫上街按医生的方子抓药,母亲熬不住睡下了,我则留在父亲身边,不停地用温水给他降温,那个强大、生机勃勃、倔强的父亲,此时离我如此之近,我可以抚摸他的额头、脸颊,我可以擦拭他细长的手指。端详着这张被病痛折磨的熟悉的面孔,我的泪水扑簌簌滚落在父亲的面颊上。父亲感觉到了,微微地眨了眨眼睛,虚弱、温柔地安慰我:“好孩子,不哭,不哭……”“你是老大,我走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家给我撑住了……”
       正月初三的下午,阳光明媚,父亲静静地走了,终年53岁。父亲就这样匆匆告别了这个带给他苦难和希望,让他又爱又恨的世界,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无尽的思念、遗憾和痛苦。追悼会结束后,人们在焚烧花圈和父亲生前的用品,我跪倒在父亲的灵位前,呆呆地注视着他的照片。一阵风起,纸灰飞舞,恍惚中看到父亲在微笑,眼里充满慈爱和谅解。
       父亲,女儿没有辜负你的嘱托,我会坚强勇敢地活下去,直到和你相聚的那天。爸,你是否听得到,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