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利与《小白杨》

       《小白杨》!那些与冻得棒棒响的小理河为伴的小白杨!那些与小白杨一起生、一起长的陕北高镇乡的姐妹们?李胜利悄悄地把他们带出了黄土塬,又悄悄地送向了世界(《小白杨》入选《中国当代摄影艺术作品展》在许多国家展出)。我惊叹!为小白杨,为它的小姐妹,也为李胜利的爱心!

       爱心来自生活,来自李胜利早就体验过的心灵创伤。为艺术是要爱心的。只要人性未泯,它当是属人的最共通的也是最时尚的情感之一,何况在我们这个以勤劳善良而著称于世的文明国度里。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却只能是对弱者的怜悯、对强者的奉承,流尽了善良人的眼泪,又滋润着善良人的幻想。以至于在那个相去不远的荒唐年代,被视作毒水、祸水,须臾在批判中绞杀,须臾在疯狂中张扬。连艺术也象中了邪似的,时而在发烫的幻觉中寻求慰藉,时而在干瘪的人性中提纯精神,李胜利显然不会忘记自己在那场浩劫中突然失落,二十出头就靠近了“阶级敌人”的行列。于是,这个从小跟着父辈辗转西北铁路建设工地的工人阶级后代,稀里糊涂地赢得了他青年时代情感飞跃的契机,终在不能名状的爆发中嚎啕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生性强悍的李胜利开始用眼睛检索不同人投来的一瞥,用心去珍藏人与人之间不用言传的需求和给予,直至能用相机重新发现人生,并作为回报。

       因了生活的厚爱,从成名作《筹划》(见《中国摄影年鉴》81—84版)到《小白杨》,从《主妇》(“西光环”全国摄影大赛金牌奖)到《芸芸众生》(《现代摄影》第15期),他总是把自己的情感同普通人联系在一起,鄙视偶然冒出的实用心和居高临下欣赏人生或充当窃火的普罗米修斯——“我不配!“他能的,是在一瞬又一瞬中获得一种人性的均等和心心相印的相通,在均等中默契,在相通时交流,即便时常伴随着矛盾。他愈是珍贵、愈是积攒这种体验,愈是把它放在人生的层次上去玩味,就愈是难得安于朴素的同情,就愈是不理解:认同与怀疑何以如此胶着?他越来越多地在下意识中揿动快门,把功利性的欲望搁置起来。有如《小白杨》,合理地实践着一句“摄影预言”,提出问题的同时又回答了问题:如果这孩子是我的、你的,是你们、我们?存在是无法选择的。只是理不清是小白杨选择了黄土,还是黄土决定了小白杨。但毕竟用心灵感受了一次,不容亵渎地珍藏在心灵深处,珍藏在小白杨没有新叶的枝尖,给观赏者一个机会:这也是童年!

       爱心并不迴避孱弱和丑陋,哪怕这些都蒙上一层贫瘠,外加幻想。李胜利厌恶用美去掩饰生活,赋于它神学的崇高和形而上的隐晦,或幻觉似的浪漫。因为他也常从掩饰中体验虚伪,并悟知了;真正的爱心不可做作。这就更加重了矛盾体验。他明白决不能把生存的“技巧”运用在艺术中,大概他也常常受到“技巧”的吸引和困扰;更不能把神学的幻想继续保留在艺术理想中,大概这幻想也常催生他人生的虚荣。他不笨,完全知道这些意味着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反过来,又是这些簇拥着惯性,为体验注入了复杂的质素。他爱摄影,摄影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一块还算纯静的草地,丑也罢、美也罢、虚也罢实也罢,方能从人性的境界中见出真意。像一面镜子,不只反映时代精神,也能反映自己的弯弯曲曲,或可憎或可爱。摄影也爱他,他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摄影、肯定了摄影又怀疑了摄影,在澄清生活纷陈和情感纠缠中见出为艺术的个性,而不仅仅是“美”。倘若这真契合了李胜利个性的可贵的一面,那正是这不知不觉地把装模作样的“韵味”从他的形式感中扫地出门,不给骚痒的“风雅”一星点的“哲理”多情。他不少心计也精于心计,只是无心去营造一种高于体验的典型和虚张声势的自我意识,并在“高于”的过程中蜕变成花匠。爱生活、爱普普通通的人,难道非要高于他们?难道不能引起视觉悞悦和经验快乐、唤起崇高幻想的东西就注定不是美的?他没有研究过柏拉图的“理念”和萨特的“存在”,只是凭着自己的经验、体验和一种近乎“超验”的直觉去攫取断断续续的真实,拍了许多属于“自然”的东西,对应自己的爱心,但并不把它作为消除油腻的素餐和施予精神的乞丐。它有别于某些人,总能从最无望的存在中创出最伟大的希望,从最孱弱的性格中发掘出最强劲的人格,或从轻浮中见出深刻,从贫瘠中发现富有。久而久之,他的作品少有长笛鸣奏的轮廓光,诗律工整的黑白块面、鲜丽多姿的色彩和近乎神圣的舞台造型、多有直觉式的人生洞见,也不少批判、不少从自然、朴素、平白中见出的另外一种醒悟——自觉。

       爱心,自觉的亏欠。在《筹划》中,李胜利似乎也象那个背过身的农人,浸泡在责任田绿油油的惬意里,但又总想猛然转过身来,似有无法抑制的失望和焦灼;在《主妇》中他仿佛也变成了母亲怀中的幼子,吸吮母爱的温馨,但又不能绕开母亲那双统摄人心的目光,麻木、安顺、期待;在《地畔风波》(见《中国摄影四十年》画册 )中他偶然被夹在为地界而纷争的儿孙与父辈之间,分明体验了情感与理性的两难心境,这很尴尬,既无可选择也无力解脱,只是没想到也象父辈一样跪下去的。“我们还要在这块土地上长跪多久?还要给泥土人格贴上多少精神标签?”倘若这尴尬中也包含着无可推卸的责任,那又该谁承担?“我”又该承担什么?即便这是一出生活的闹剧,或者干脆说是出千年悲喜剧的伸延,也足以让他带着矛盾认同感去拷问自己的爱心了——仅仅有爱是不够的,有如仅仅有美是虚妄的!一种潜在的情感亏欠拷问着自觉,迫使他有意无意地偿还。也许是黄土高塬的冷风激了他一个寒颤,寒颤又激起了他的灵感,也许是他被情感亏欠所驱使,顾不上去仔细斟酌是爱心在呻吟还是良知在忏悔!只能信着体验、信着直觉去切割这凝冻的一瞬——《小白杨》。他胆怯了,不敢苛求这块仿佛永远凝冻的空间有多少美感,或用突兀的特写去惊扰小姐妹们的好奇和猜想,或用提炼去强化小白杨的孤单。只有平视、对视、直视,在又一次均等与相通中加遽良知的重荷。小白杨要长大、姐妹们要长大,春天总会来临。当着岁月的更替嬗变为意识的恒定时,一切自然,也就只能是自然了。体验重复犹如体验罪孽!李胜利又该如何补偿?指责落后还是诅咒贫脊?超越现实还是遁入自我?爱心作证、良知作证,这也是自觉。

       我不知道《小白杨》漂洋过海能否给这种心灵上的亏欠有所裨益,但我理解,即便这亏欠幻化出多么震撼人心的壮举,也无法补偿“现实的亏欠”!在爱心和自觉之间,在体验和理智之间,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调平的不等式。与其安于“和谐”,莫如认可倾斜。只是,不要亏欠了属人的那点真性。从这个意义上,爱是残忍的,即便有着十二万分的忏悔。倘若艺术的自觉不仅仅企盼爱心来宽慰,那么,这自觉也许正期待着强劲的否定。否定自我,给爱注入刚性、割断连接幻想的一线。

       我隐约感到《小白杨》在空寂中呼唤……李胜利,你听到了吗?

1989年12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