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邱（晓明）曾对颇具特色的“摄影创作”感叹到：每逢年节，摄影人就像笼子里的鸟儿飞出城市扑向农村山野，猎取新鲜，感受淳朴，收获一料，贩卖一年，隔二间三便有入选、参展、获奖的成果返还。我也曾这样。亦有同感。这样的创作及作品屡见不鲜中，冷不防初见路泞和他的《水泥厂》，倒是陌生。真不理解一个厂报的记者是如何在宣传企业的同时，有这份自言自语的安宁。有如其名，一条泥泞的路，一个独行的人，一串属于自己的脚印。

       路泞是置身“摄影创作”圈外的。《水泥厂》亦然。见不到娟娟风月，戚戚乡情，耽耽忠诚，耿耿反骨。图像吗，自没有唬人的恶煞，光影的灵气。大概由于他所生活的水泥厂离省城西安太远的缘故吧——这是个不太伤人的理由，与我等这种执着于社会纪实的人不搭界，也与那些自视得历史文化之禀赋、现代时髦之昭华的艺术人不接茬，少了许多“群体”的是非杂扰和阴影诱惑。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这或许更有益于他在保持距离的同时专注于自己的“现实视听”，形成了这一代人的独立思考和言说方式。为什么非得挤扎在趋之若鹜的人流？为什么非得领会一种近乎历史怪圈的“老人教诲”？他既没有抗逆什么的兴趣，没有申张什么的热情。他有的是在“看惯了”的境遇中培育“看不惯”的直觉，用平静的自我言说向“客观的缺席”发问又同时解答，多少认同了一种近乎命运的东西已经把他们这一代人给“放逐”了。他上路的时候，正逢历史车轮打滑掉头的时候，可以并必须自己的路自己走。即使孤陋寡闻，也得一意孤行。像路泞这样的摄影者在陕西的摄影圈里不多。也许将来会多起来，但愿时间不要太长。当年的“陕西群体”已经各行其是，扎堆的历史已经过去，只有老人总在絮絮叨叨记忆旧年老酒，说他的酵头多好多好。陕西的摄影圈可谓五王八侯人才济济，路泞们入不了政治列个偏旁倒也显了一方水土的肚量气量。我在一篇拙文中曾自省：摄影的台口上，不应总是那么几个熟悉的身影晃来晃去。晃久了招嫌挡路不说，太陈腐，太霸道。就算《水泥厂》仅是路泞的自言自语，总比老调新曲好呀！况且，他既不欺强，也未想张狂。

       用继承和扬弃的尺码，已经量不得路泞了。用纪实或艺术、形式或内容的规矩方圆去看《水泥厂》，也吃力、牵强。要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或者生活真实与摄影真实，还凑合。路泞生长、供职在水泥厂，“反映”水泥厂，大向应该没有什么错。之所以乍看“陌生”，只怕就在于“反映的陌生”，而不是水泥厂本来陌生。按理，路泞是再熟悉水泥厂不过了，可偏偏他把惯常的观看水泥厂的真实意向，在一种“对称性错置”中给消解了。图像中的设备、厂房、烟囱，还有人和人们，仿佛仅是为图像的生成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水泥厂或者他们本来的角色功能而存在的。所看因了能看转换成立所能看，亦既还能这样看（因了所拍、能拍转换成还能如此拍），亦在所能看中被看重重读，被错看误读如此看如此读。图像正是在这一“对称性错置”的过程中与通常意义上的摄影真实疏离、解脱，获得了自我言说的可能，也诀别了真实话语的垄断约束，使既定的意义生成的质料不再形成既定的意义，而形成陌生的意义真空，让观看者不得不去作意义的寻觅和主观投入。在《水泥厂》中，那种我们视为节操的真实性语意连同奉若圭皋的主体性圣光不见了，再也不能“对号入座”，没有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和典型环境，更没有塑造典型的动机或痕迹，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藏匿与“客观的缺席”同时引发的是意义的“缺失”——审视图像，就必须审视意义——我们对于意义的苦恋，是否也是一种自恋式的“虚无情结”？或者在新的寻觅和投入中，拜托历史话语的权力奴役，迎候意义的再生，干脆自己重写！可以说，“水泥厂”仅是一种语境的标引，引导着看客们去各尽所能。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总想从图像中分辨物理的、社会的、历史的等等真实的“看法”，《水泥厂》的真实是虚拟的，遮蔽的。与其说是在看它，还不如说是“它看”看我，终了我还是感到了陌生、疏离中藏匿于图像中的眼睛。观看如同借尸还魂，招唤着走失了的人生行徒与“它看”的归依，归依语一声叹息，一阵茫然，一闪念的顿悟或明了。哪怕别离图像时嫣然一笑正如路泞所写（相机）“工具与我共同失手，每一次都有一致的陌生”。又何至路泞？我们熟悉的许多人和事还有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境遇，不常常使我们陷于陌生，陷于失语，发出“这个世界怎么了”的喃呢？或许，正是这种陌生的失语状态，启示着全新的澄明，哪怕仅是一丝缝隙，也好让困乏争斗的心智，能向自由失走一次，去认同境遇的启蒙。至于这失走的意义是社会记忆瓦解后重建的信息，还是历史无意识的复萌，或是处在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无奈的现世人生的智慧预期，我虽说不明确，但还是体验到了清冷的残酷，压抑着什么。

       不能用“外国这种拍法的人太多太多”而漠视路泞他们。路泞不再外国生活，仍在水泥厂。不能对流行歌曲如痴如狂的年轻追星族仅一言“毛病”了之。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他们的”。不能因少男少女的没有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指着轻浮，“忆苦思甜”的体验不会死灰复燃。更不能将一种较普遍的社会失语状态仅仅推卸给“社会转型”或者消费文化、殖民心态。也该问问自己有多清白。《水泥厂》是独白，不错，可也反映着整个社会语境。仅有独白是不够的，可一代人的独白就是另一码事了。谁不想独白？在这个再也不因言说而坐牢的现时。只因我们习惯了一种“它者”的权力，想是一回事，做事一回事，做出来了又是另一回事还要继续重复？即便反抗，也时常不过是反向言说、追溯拜膜罢了，历史化了的权力主体，操纵着主体化了的话语方式，无所不能的统慑着语意的生成和阐释，我们用独白表达陈述“它者”的声调和思想的时间还短吗？没办法，历史的老鬼和现代的洋魅尽可以翻来覆去地言说中国特色、艺术韵味和人性不死的回光返照，到处都是独白却少有独白者！当人们沉浸在“千禧年”的亢奋或者忧愤于世纪末的苦思中时，全然不念五千年的文明怎么稀里糊涂的带着基督的语音！中国式的智慧，哪去了？路泞们，你们有这种智慧吗？你拿着尼康相机，仅产生陌生？

       初识路泞，体验间离。我从泥土中被连根拔起……